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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青年觉醒记录刘敖：“我不做中共政权下的恶人“

在中共极权的阴影下，年轻人往往被迫成为服从的模范。学校、社会、集体荣誉，每一个环节都像无形的枷锁，绑住思想和灵魂。然而，当一些青年开始质疑、拒绝、抵抗，那微弱的声音便是沉默国度里的光。

刘敖，90后青年，本应在大学里度过平凡的学习时光，但他的青春早早被政治荒谬和现实残酷迫使觉醒。

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学校突然下达通知，每位学生都要写入党申请书。对于大多数同学，这只是形式和荣誉，但对他而言，却是一道底线的考验。

刘傲对记者说：“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自愿的吗？团委和班导轮番催促，说入党是一种荣誉，多数人都想入，而且写了不一定能加入。班导又说我没有集体荣誉感，会影响班级考核。大多数同学会交，我坚持拒绝——共产党是罪行累累、杀人无数的邪恶政党，我绝不可能写这样的申请。”

即使被孤立，被老师怀疑，他也没有退缩。

大二时，又一次考验降临。学校通知参与中共七十周年阅兵，所谓群众方阵、光荣任务，看似自愿，实则与必修学分挂钩。那时香港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，刘敖心中充满矛盾与痛苦。

“参与这样的阅兵就是在帮独裁政权作恶。我不敢公开发声，但我知道我不能去做恶。这是我的底线。”他悄悄观察周围的一切，书本上的知识、操场上的喧闹、墙上悬挂的标语，都被政治的阴影染色。

每一次被催促，每一次被提醒集体荣誉，他都感到一种压迫感，仿佛呼吸都受到了控制。

2020年初，新冠疫情大爆发，当他第一次听到封城的消息时，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“终于封城了，已经距离李文亮吹哨二十多天了！一开始，我就不信任中国政府关于疫情的数据，隐瞒是任何共产党执政国家一贯的作风。”

当时刘敖居住在北京，封城蔓延到北京的时候，封控政策已经变成了政绩和维稳手段。刘敖所在的小区大门紧闭，警卫严密，出门需要许可证，政府也未提前告知封控进程，不能有效保证居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，食物短缺迫使他吃下发芽的土豆而中毒，上吐下泻、肠胃炎复发，甚至吐血。在狭小的房间里，他几乎无法动弹，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恐惧和无助。

那段时间，他感到恐惧、绝望、无助。政府把全体市民当作实验对象，对生命漠视到极致。那一刻，他彻底失望，决定必须离开中国。

封控下的日子，楼道张贴的疑似感染者的头像，还有门上的封条，都像在提醒他：自由和安全，在这里都是奢望。他曾幻想站出来发声，但中共的高压让他无力。任何疫情的真实信息，一旦发出就会被封号，健康码控制十四亿人，方仓医院像集中营一样震慑所有异见。想站出来发声，不仅声音发不出去，人还面临生命危险。看到李文亮等人的遭遇，他内心既敬佩又感恩：“他们的勇敢并没有让当局警醒，如果当局在处理疫情的问题上以人为本，相信疫情不会蔓延到全球，造成全世界的大灾难，就能拯救不少人。”

疫情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——绝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政府的隐瞒、封控过度以及权力至上的逻辑，导致数不清的死亡和苦难。

“如果政府不封锁消息，及时采取防疫措施，疫情不会蔓延得如此迅速，对全世界造成巨大损失。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全部责任，习近平等相关官员应接受审判。”

2020年7月，刘敖尝试通过英国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的留学项目离开中国，但均因疫情失败。经过努力，他在最后获得老挝工作签证，并顺利抵达老挝。抵达老挝后，他加入“去国者宪政研究会”，与海外华人同道研讨中国民主、推翻独裁的路径，并积极向自由雕塑公园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捐款。他逐渐意识到，中共的影响延伸至海外：权贵利用老挝仿制药项目谋取非法利益，同时跨国抓捕反对者。2023年5月，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被抓；7月，人权律师卢思位亦被老挝移交中共。

“我意识到，反抗中共不仅是勇气问题，更关乎生死。在老挝，我无法摆脱对中共迫害的恐惧。”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疫情带来的伤害，他参与了2025年的“美东行”活动。从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出发，沿途向各地议员、市长递交诉求，宣传中共对全球的威胁。

他记得出发前的夜晚，雕塑公园的狗被打死，设施遭破坏，活动准备受阻。他曾整夜守护雕塑，用灭火器防范破坏。沿途，美国民众和华人社区的关注、祷告和合影，让他感到温暖与支持。

“非常兴奋，也有恐惧。雕塑公园最近三只狗被打死，是中共释放的威胁信号；中共病毒雕塑以前也曾被焚毁。我曾经整夜守护雕塑，用灭火器防范破坏。路上，美国民众和华人社区会停下来为我们祷告，有人好奇上前拍照或询问，我感觉到温暖与支持。”风餐露宿，困苦重重，他也曾动摇：“我曾想中途回去上班。”但团队的支持、彼此付出的信念让他坚持下来。“责任就是对自己、他人和社会的承诺。反共就是责任。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，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，为了家庭和后代能够生活在有人权、有自由的环境里。”

疫情让他深刻认识到，中共体制的问题根深蒂固：从不解决问题，只惩治出问题的人。权力对生命的漠视、封控带来的饥饿与死亡，政治高于人性，是他亲身经历的现实。他清楚，拒绝做恶，是他的底线，也是他能够掌握的自由。

“我不做恶，我要反共。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选择，更是对家庭、社会、未来的一种责任。”

在“美东行”的旅途中，他体验到信念与现实的冲撞。风餐露宿的劳累，三餐不定，夜晚在雕塑旁独自守夜，孤独与恐惧不断袭来，但团队的互助和坚持成为支撑他前行的力量。

“你的声音，即使微小，也能点燃改变的火种。”他相信，如果中国有哪怕十分之一的人站出来，坚持不懈，历史将会被改写。

正因这些年轻人觉醒，微光才开始在黑暗中汇聚。

他深知，历史不会忘记这段岁月。追责不仅是对逝者的交代，更是对未来的警示。

“中共必须给无数逝去的生命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一个交代。疫情带来的伤害不能被遗忘。中国民主了，罪人受到审判，世界才会更安全。”他曾经幻想站出来发声，但明白个人力量有限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选择行动，因为沉默只会让邪恶延续。

每一个夜晚，他都在回忆那些在封控中死去的人们，每一个被压迫的声音。他在心中立誓，无论身处何地，都不能再为邪恶作恶，哪怕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。

他知道，责任和信念是青年觉醒最重要的标志，是历史的微光，也是改变的起点。

刘敖的故事不是英雄传奇，而是觉醒青年心灵的缩影。在极权面前，沉默是多数，觉醒是少数。拒绝做恶，就是勇气；坚持信念，就是抵抗；追求公义，就是希望。这微弱的光，足以照亮未来，也提醒世界：只有当更多人觉醒，历史才可能被改写。

他望向远方，眼中有坚定，有愤怒，也有不舍。

“我不做恶，我要反共。这是我的底线，也是对社会和未来的承诺。”在沉默和恐惧的夹缝中，刘敖选择了光。他的青春、他的行动、他的觉醒，是沉默年代里最珍贵的火种。